博物館研究所

在走向主要的參訪地點仁愛樓的途中，路過了當時許多政治犯遭逮捕後被秘密審判的軍事法庭，軍事法庭作為當時審判叛亂案、匪諜案為主的法庭，經常是從重量刑，被判處死刑的受難者比比皆是，在接受完審判後被銬上手銬送回押房等待死刑執行。這條往返作為關押區的仁愛樓和審判法庭的道路，被前輩們稱為「審判之路」。但不同於當時肅靜冷冽的氛圍，如今正因舉辦著人權藝術生活節，道路兩側熱鬧的人權市集正如火如荼地替各種人權議題發聲。

這是過去走向「審判之路」的場景，如今沒有當年的嚴肅與恐懼氛圍／ 陳蘊如 攝

重新面對創傷記憶：邁向仁愛樓看守所之路

走到道路的盡頭首先映入眼簾的是神獸獬豸水池，此座水池是由當時被監禁於此的政治受難者林池以神獸獬豸是象徵著「主持正義」的意涵所設計製作的，但對比受難前輩在此地所遭受的境遇，更彰顯其反諷意義。而獬豸水池旁的道路是當時受難者家屬探親的必經之路，家屬要會面大都從軍法營區的側門進入沿著仁愛樓看守所的圍牆走到裡頭的會面室。被視為正義化身的神獸獬豸遙望著這條探親之路，是否也見證了無數政治受難者家庭的生命故事呢。

我們將重心拉回仁愛樓看守所，1968年建造完成的仁愛樓是兩層樓建築，從押區、放封區到外役區，戒嚴時期許多政治犯皆曾羈押於此。首先我們從入口右手邊的展間開始參觀起，裡頭擺放著白色恐怖時期羈押、審判政治犯遺址的各種複製模型，除了可以從建築模型中瞭解到當時位於青海東路上的台灣省保安司令部軍法處看守所和國防部軍法局的相關地理位置外，更可以從把細節做得鉅細靡遺的押房縮小模型中，觀察並想像出當時受難者是如何在裡頭忍受壅擠、惡臭、蚊蟲叮咬等非人道的境遇。

接著我們回到入口左手邊的主要展間，第一間碰到的便是警衛室，展間中許多傢俱和物件都是透過受難者前輩的回憶和口述歷史去復原，一抬頭所看到的時鐘即是如此。在音樂會上劉秀明前輩所演唱的自創歌曲《四點零四分》，便是以警衛室仍停留在4：04分的時鐘作為歌曲的靈感來源，描述當時聽到腳鐐與地板摩擦所發出的聲音在凌晨時分響起時的恐懼心情。因此在走廊上也擺有與當時所使用的腳鐐同款式的複製品可供參觀者切身體會被禁錮的感受再來跟著導覽員的腳步我們來到了醫務室，在當時罪行較不嚴重或刑期較短的人可以參加外役服務，具有醫學背景的陳中統前輩就是其中之一，他在醫務室不僅為所內犯人看病，也為所方的軍官與眷屬看病。陳中統前輩當時藉由看病歷表的機會把政治犯名單抄寫下來並運用手段將其流傳到海外，這些名單最後成為證據打破當時國家對外宣稱台灣沒有政治犯的騙局，也讓台灣的政治受難者因此有機會得到外國的援助。

警衛室之場景／ 陳蘊如攝

而醫務室旁的福利社與會面室對受難者來說可能是相對較輕鬆的場所，在福利社內受難者可藉由擔任外役所賺取的微薄勞作金或是家屬寄錢，來購買基本的日常生活用品，如牙膏、肥皂、罐頭、餅乾等。同時福利社對受難者來說也代表對外界的連結，通常受難者的家屬會通過此地進入會面室，一個禮拜僅僅1-2次與親屬相見的時間，也只能透過話筒進行，甚至被規定必須講中文以便監聽，但受難者與家屬們常會使用只有彼此理解的特殊暗號或寫小字在手心上偷偷傳遞訊息。

會面室／ 陳蘊如攝

接近走廊的盡頭我們走進了雙排密閉式的押房區，押房依容納人數分為獨居房、小押房與大押房，小押房可住押犯3-4人，大押房可住押犯6-10人。押房中的設施非常簡陋，通常只有一個馬桶，馬桶不只作為便溺使用也常因為供水不足，受難者需要利用馬桶中的水作為洗衣或是洗澡等用途，可見生活環境十分惡劣。押房牆上有兩個長形窗口，位置較上方的作為監視使用，下方的則是用來送飯或其他物品。在這樣坐牢歲月中，受難者們承受極大的精神壓力，最後常導致有些人精神異常，甚至想要輕生，因此有些押房中會加裝防護墊防止有人撞牆自殘。

走向民主與療癒之路

最後我們回到園區出入口附近的人權紀念碑，紀念碑上有些設計得較突起的名字是當時被判處無期徒刑的受難者，而數字標示為紅字則代表被槍決的年份，我們可以發現在1950年代被槍決的人數非常多。白色恐怖景美紀念園區作為面對白色恐怖鎮壓的歷史現場，保留了當時民主被禁錮人權被剝奪的歷史記憶，在園區塑造這一座包飽含歷史性、文化性的人權紀念碑，刻印紀錄受難者的姓名也同時見證了台灣邁向民主的過程。

記錄著白色恐怖受難者名字的人權紀念碑／ 陳蘊如攝